1945年以后的胡先骕
□智效民(知名作家)

今年是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诞辰120周年。胡先骕的一生至少有四大贡献:第一,他是我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他与同事共同发现的被称为植物界“活化石”的水杉,曾经在世界科学界引起轰动。第二,他参与创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附属机构庐山植物园,是近代中国建立最早且最有成就的科研机构之一;第三,在担任大学教授和大学校长期间,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第四,五四运动后期,他作为“学衡派”的一大重镇,曾经参与“文言与白话之争”,这一争论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上述学术文化成就,大体上都是在1945年以前完成的。

胡先骕是1894年生人,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他才51岁,正是学术生命最旺盛的时候。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尽快恢复被日军破坏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使他和同事们的研究走上正轨;二是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关于前者,他曾经多次与中基会负责人任鸿隽联系,要求予以补助;至于后者,则有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证。

1946年9月,胡先骕在著名的《观察》杂志发表《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一文。文章指出:“自今日之形势观之,苏联对于中国所加之劫持,与在东欧之争霸权,实足以妨害世界和平之建立。”(《观察》第一卷第五期)。除此之外,他在《观察》杂志上还发表了《〈未了知之人类〉译序》和《经济之改造》、《思想之改造》等系列文章。

除此之外,他还有《如何挽救当前之高等教育危机》、《国民党之危机》、《论整饬县政》、《论一年一度之科学运动周》等文章问世。

就在这一年,胡先骕还通过独立时论社发表大量文章。独立时论社是由胡适、张佛泉、崔书琴、王聿修等人创办的一家民间通讯社。张、崔、王属于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创办独立时论社,是为了将社员的文章提供给各地报刊使用。因此胡先骕说:“我写独立时论社那些文章是因为我们发表政论的方法在中国是新颖的,而有很大的力量的。一篇文章在国内各省几十家报馆同时发表,是可以获得广大的读者群。我认为这真是我发表争论最有效的方法。由此或可团结我所谓的进步力量,而组织一中间路线的党。”(同上,第417页)

1948年3月,胡先骕在《经世日报》发表《今日自由爱国分子之责任》。该文根据司徒雷登的建议,提出真正自由的爱国人士应该组建一个政党。同年七八月间,胡先骕在静生生物调查所邀请张肇骞、唐进、汪发缵、冯澄如等人正式成立社会党。9月上旬,天津《大公报》发表《中国的出路》(又名《社会党政纲》)一文。该文由王聿修执笔,因发表时由胡先骕等12位教授联合署名,所以又称为“十二位教授宣言”。文章说:“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的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在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基于这一判断,文章认为要争取民主的成功,至少需要两个以上的政党,这样人民才能有所选择,政党才能发挥相互砥砺相互监督的作用(同上,第493- 494页)。

9月底,胡先骕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并当选为该院院士。与此同时,由于内战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所以他又与任鸿隽商谈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南迁事宜。

就在这时,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与胡先骕秘密接触,希望他能留在北平。最初做这项工作的是静生生物所冯澄如的儿子冯钟骥。此人当时正在北平崇实中学读书,胡先骕看他年轻,提出要见中共的“高级代表”,于是中共地下组织派杨伯箴与他见面。杨当时30多岁,是中共北平中学委员会书记。他与胡先生秘密见面以后,终于让胡打消了离开北平的念头(参见《抚今追昔话春秋》第32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出版)。

尽管人们不知道杨伯箴与胡先骕谈了些什么,但是,静生生物调查所首先失去了独立的地位,胡先生也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