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遗忘的胡先骕

□施浒

从终点又回到起点

“毁誉由人,褒贬由史”,作为胜利者和当代人的历史,总是习惯于在不经意间遗忘掉许多风流人物。遗忘的理由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历史长河“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自我激浊扬清,另一种却是历史的“选择性短期遗忘”。作为“活化石”水杉的发现者、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胡先骕(1894-1968)无疑属于后者。

无论以哪一个时代的标准,胡先骕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中国植物界老祖宗 传统文化的守护神

作为植物学专家,胡先骕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植物学第一人。在二十世纪初期那个还没有中国自己的现代科学植物学的年代,他就立下了“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的壮志。此后一生都在实践着这个理想。两次赴美专修植物,头一次赴加州大学,获学士学位,回国教习后又赴哈佛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他涉足植物学领域广泛,包括植物分类学、植物解剖学、植物地理学、古植物学等,一生发表有关植物学的论文140多篇,专著近20部。植物世界相当繁杂,植物分类学是按进化系统,把植物分为一百多科,科之下分为属,大约有一千多属,属之下才是种。胡先骕的植物分类研究,不限于某一科属,而是从蕨类植物到裸子植物、被子植物,他都有研究,共发现一个新科、六个新属和百数十个新种,最终提出一个被子植物的多元系统理论。在古植物研究中,他与郑万钧共同发现和命名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年前孑遗的、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引起世界植物学界的震惊。五十年代,毛泽东称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一些人出于多种原因硬是不肯给这位1948年即已是堂堂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一代宗师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毛泽东不以为然,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听陆定一报告谈及此事时,认为“恐怕还是要给”。此后虽然没给,胡先骕的历史地位并未因此而下降。半个世纪过后,我国杰出的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先生回忆起指导过他的胡先骕时,还眼含泪水、充满了敬意,评价胡先骕为中国植物学的“开创性人物”。

作为文人,胡先骕的功底与一些出入文史的国学大家相比也无须多让。他自幼继承深厚的家学渊源,读史通经,尤擅诗词,为古文化所浸淫,亦为古文化所拖累,年轻时即以保存传统文化为己任,与吴宓、梅光迪等同为守旧派阵地《学衡》的重镇,向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大开笔战,共同写下了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省略不了的一页。他的古体诗词师从著名学者和诗人沈曾植,被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评价为“意、理、气、格俱胜”。国学大师钱仲联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南社吟坛点将录》中,都有胡氏一席之地。直至晚年,胡先骕为了纪念水杉的发现而作的科学诗——《水杉歌》,还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所激赏,转呈毛泽东阅后写下读后记,认为:“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主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诗末结以‘东风伫看压西风’,正足以大张吾军。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其余事,值得讽诵”。后《水杉歌》和陈毅的“读后记”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一时引起轰动,不但使得水杉这一重大发现为普通民众所知晓,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改善了胡先骕的政治待遇。

作为教育家的胡先骕,自北而南,由东至西,多处留下他的深深履痕,其成果也绝非泛泛可比。他23岁自美国第一次学成归国,24岁就当上教授,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教授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领导创办和参与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发起筹建了中国植物学会,教龄长达40余年,为我国植物科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是江西国立中正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四年的任期里,使中正大学在教学、学术研究及硬件建设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很快跻身东南地区知名学府之列。1952-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由中正大学更名的南昌大学解体,向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中南矿冶学院、中南财经学院、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华南师范学院、中南体育学院、湖南师范学院等院校分三批调出学生1300余人,教师159人,其中正教授65人,副教授46人。这样的两组数字,再算上当时大学教师的质量,足以让现在任何一个大学艳羡不已。而南昌大学的解体,也大大地伤了江西省教育的元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因为是“四无”(无重点大学、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无博士生导师)地区,江西在各省区人才与教育的竞争中倍感吃力。到了九十年代初,江西省委、省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才在原江西大学和江西工学院的基础上,创建了一所文理工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即新的南昌大学,被人喟叹为“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从上述胡先骕的人生成就看来,即使是在群星璀璨、方家辈出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像他一样能游刃有余地出入于不同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也是屈指可数。依照学术史的逻辑,忘记胡先骕这样的开创者和先行者就意味着对历史的不尊重,也可以说是对真理的公然背叛与疏离。然而,崇尚实证的思想史一再证明:“不合时宜”就足以抹掉一个不朽的名字。

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

“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胡先骕亦师亦友的前辈沈曾植的这一句诗,道出了思想史学术史上“失踪者”们的人生际遇。依照一度流行的某种价值标准,早年和新文化运动对抗的胡先骕显然应当划入保守者的行列,但这绝不能构成遗忘他的理由。出身官宦世家的胡先骕,5岁即学完《论语》,能识字万余,并且晓反切、通训诂、会写诗,确是“神童”。如果早生50年,他应该能按照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路线走下去,像他的曾祖父、道光二十一年探花、都察院左都御史胡家玉一样,唾手而取功名富贵,做一个亦官亦文的中国传统文人。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所出生的时代,正是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清末乱世,这就注定了他像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将在东西新旧文化的激烈冲撞中艰难跋涉。胡先骕学贯中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家人格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在他的身上交融一体,既成就了他的人生传奇,也铸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虽然胡先骕两次负笈美国名牌学府,得到的是“DOCTOR”的洋学位,所学和所从事的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属新锐的森林植物学,但他的立世思想却落伍保守。从清王朝灭亡时起,他就自动选择了遗少的身份,不仅与沈曾植、陈三立、林纾等“遗老”过从甚密,还和梅光迪、吴宓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作为对立面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他在植物学领域的巨大贡献为国民政府所注意,他自己也乐于做“王者师”,却不愿意向蒋介石低头,做蒋的“天子门生”,而基本保持着独立的学者地位。值得玩味的是,虽然时常抨击时政,胡先骕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却没有因此而受丝毫影响,不但引人注目地入选为数极少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评议会评议员,还担任了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的国立中正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中央政府还向他咨询国是。

1949年解放前夕,许多知识分子去了台湾或海外,胡先骕为了中国的植物学事业,最终选择留在大陆。他原以为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时期,没料到从此却开始了他令人扼腕的后半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东风压倒西风、革命取代改良的历史,源于救亡图存的激进思想推动社会剧变、万象更新,而一步步走向否定一切的极端又不幸酿出种种苦果。按照非此即彼的简单化逻辑,一切主张保存传统的人都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而在泛政治化的极左路线指引下,学术和文化一度成为政治的附庸,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难以张扬,胡先骕的命运,可想而知,甚至早就可以预见。然而,他的单纯和风骨还是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为科学而科学”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们的座右铭,胡先骕对苏联红极一时的李森科学派伪科学的批评,现在来看无疑是纯学术的,而且具有学术打假、反对学阀的现实意义。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一正确批评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后,就有了攻击友好盟邦的异己之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胡先骕消极对抗,不愿做笔记,连“蒋匪”都不愿意骂一句,“交心”时还连说了29个“不满意”。凡此种种,胡先骕被时代选择性暂时遗忘也就顺理成章。在五十年代评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原本毛泽东都认为应该给他学部委员的荣誉,但最后他都“落选”了。一段时间胡先骕的许多弟子已是一级研究员,他自己却只是三级。甚至在1983年中国植物学会在太原召开的成立50周年大会上,会长作回顾历史、缅怀先贤的发言时,竟然没有提到学会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胡先骕的名字,尽管他早已于1979年在政治上平反。时至今日,胡先骕依然不被一些人所正视,他仅仅是以《学衡》的主将和江西人的“同乡先贤”身份而留下一点少得不能再少的痕迹,而且有时还是以对立面和时代落伍者的形象出现的。

细究起来,让胡先骕在1949年之后动辄得咎的,表面上来看是他的率真、单纯和执著,“发言不慎”,得罪了很多人,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他秉承中国传统文人的独立人格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们的共同特性,也是造成他们晚年悲剧的自身原因。他们知中晓西、熔铸经史,大多是开宗立派的先行者和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他们的知识底蕴、师友情缘和文采风流,就像一座座连绵不绝的中国学术史高峰,足以令当代的知识分子倾慕不已。

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曾说,如果不是站在当下的立场或王朝的角度进行选择,如果不是用简单的进化或狭隘的价值进行评价,而是立足于“长时段”中来估量历史人物的历史意义,从一种“文化”的观念来分析他们的思想学术,也许我们会有新的发现。而今,当我们终于有机会来重新认识胡先骕的时候,恐怕很难不发出这样的长叹: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活化石”水杉——轰动国际的发现

胡先骕在古植物学领域最大的功绩是与郑万钧共同发现和命名水杉。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始于6500万年前,结束于160万年前的地质年代第三纪,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中纬度和高纬度地区。随着第三纪全球气温的逐步下降和第四纪冰川的剧烈影响,水杉分布区的北界逐渐向南推移,分布区也逐渐缩小,最后遗留在我国湖北、重庆和湖南交界处。1945年由农林部技师王战在位于现今湖北省利川县的谋道溪(又名磨刀溪)采得标本,几经辗转,最后由胡先骕与郑万钧于1948年定名为水杉。在胡先骕与郑万钧合著的《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论文中,详细报道了水杉的新科、新种及发现经过。

民国三十四年万钧在渝,由吴中伦先生转示农林部王战先生在四川万县磨刀溪所采之水杉标本,并经王氏鉴定为水松(INSERT VIDEO IN YOUR BAIDU SPACE),唯其叶对生,果鳞亦对生,与水松绝异,当经认该种,系一新植物,而非水松。随于三十五年二月及五月由中央大学森林系技术员薛纪如先生两次前往万县磨刀溪,采获花及叶果标本,益知确系从未发现之新属,至饶兴趣。唯战时后方文献极少,乃由万钧函陈先骕,告知发现此一有趣之新属,并将其小型标本寄往北平,当经研究,确定为水杉(INSERT VIDEO IN YOUR BAIDU SPACE)……水杉属化石种,有十种,水杉属之生存种仅川鄂交界所产之一种,其原产地称此树为水杉,因其形似杉类而喜生于水边,故得名。

这个发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的重要成就,对植物形态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都有重要意义,轰动了当时国际植物学界。在美国首先引起梅尔(E. D. Merrill)的注意,并写文章称颂。美国古生物学家钱耐也给予高度评价,并撰文详加介绍,由此引起国际科学界极大震动。钱耐还于1946年2月,与《旧金山记事报》科学编辑薛尔维门(M. Silverman)二人得到美国护杉同盟(Save the Redwoods League)的资助,亲往中国四川万县,查看水杉原生地一个多月,采得标本及幼苗四株,空运回美国巴克莱,种植在加州大学的温室中。

胡先骕与胡适,两个反对的朋友

以词描花,受到胡适讥笑

胡先骕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文学早有兴趣,在美国留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之后,更加热爱中国文化。

因为胡先骕在京师大学堂时期的诗作没有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最早作品是他1912年刚到美国时写的《美洲度岁竹枝词十首》。竹枝词是中国旧体诗的一种体裁,以歌咏地方风情或男女爱情为主,语言通俗,音调轻快,形式都是七言绝句。胡先骕初到美国时正值年末西方圣诞节期间,目睹异国风情,人民安居乐业,深受感染,于是以竹枝词的方式记录下他所处的欢乐氛围。“新年圣节例相酬,锦简华笺早付邮。万里寸心凭此祝,祝君岁岁荷神庥。”西方的风俗在圣诞节、降生节及新年时,常用彩色明信片写上祝贺语或诗歌一类的话,互相赠送,这就是第五首的内容。

第七首是咏歌舞游行:

当街妙舞杂清歌,风送游人笑语和。舜日尧天吾不管,与民同乐此邦多。

另外还有歌咏圣诞老人、圣诞树、火鸡、焰火等新鲜事物的诗,从中可见作者无比轻松愉快的心情。

胡先骕是《留美学生季报》杂志的通讯员,留美期间写的诗词作品大多发表在上面。这些诗词说明胡先骕在学习植物学之余,面对新奇的植物,还投以诗意的观照。他写的《一枝春》、《天香》、《声声慢》、《齐天乐》等词,以调为咏,向国人介绍外国所产的椒香树、海仙花、金合欢、馥丽蕤花等名贵花木,都是创新的佳作,风格典丽婉约。《齐天乐》序云:“馥丽蕤花产南非洲好望角,移植园亭已久,姿态楚楚,花白,略似晚香玉,芬馥袭人,瓶供一枝,香盈满室,名芳也。倚此赋之。”词曰:

冰姿素滑春姽婳,亭亭一枝凝雾。巧靥笼烟,琼肌映月,妆点流光如许。离魂怨伫,黯好望风涛,暮天何处。断梦依稀,满腔幽恨为谁诉。 茫海云万里,尺啼残谢豹,归思无据。凤蝶翩跹,红蕉宛转,前度心期重误。筝琶漫语,算烂锦年华,几番空负。落日西沉,瘅云迷晚渚。

1914年,胡先骕开始与胡适交往。当时,胡适在留美学生中名气很大,胡先骕有意结识,就托同乡杨杏佛、饶树人介绍,想和他通信,没想到却先收到胡适的来信,使他喜出望外。回信时乃以“适之宗兄”相称,说自己“仰慕殊久”,以前在《留美学生季报》读到胡适《〈诗经〉言子解》、《非留学篇》及英文论儒家的文章,“皆适得我心,乃窃自喜,引为同调”。胡先骕在这封信中还简单介绍了他治学的经历和志向,虽然在美国读书是志在“农林山泽”,但对中华文化的衰落非常担忧,愿意与胡适一道“恢弘圣道”。

然而,胡先骕与胡适不仅所事专业不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有分歧和距离。胡先骕珍爱传统文化,浸淫于诗词歌赋之中,而胡适则提倡文学革命,与胡先骕的愿望恰恰相反。1916年,胡适应陈独秀的邀请,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方针”:“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对于第五条“务去烂调套语”,胡适用胡先骕以前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的词《齐天乐?听临室弹曼陀铃》为例,进行了批评,说胡先骕的词里是“一大堆陈词套语”。

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零乱无据。翡翠衾寒,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词套语。“翡翠衾”、“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那时候胡先骕试学填词,初学者当然不无肤浅之处,胡适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也算不上多大一个事儿。对胡先骕受到的批评,钱仲联曾说:“自为词有被胡适所讥者,时人学梦窗者多有此失,不独步曾为然。”(《钱仲联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种说法是比较公正的。

“《学衡》派”重镇

1919年前后,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等人先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影响巨大。针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批判传统的运动,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学者们挺身而出,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向“北大学派”发起反击,形成与北方对峙的南方“学衡派”,其主要成员有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

宿儒林纾(琴南)对陈独秀、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大为不满,出手作文相争,但是由于他不懂西文,未能抓住对方的要害,结果败下阵来。林纾是胡先骕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老师受辱,学生当然不能旁观,于是有了胡先骕与胡适的笔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谈到这桩已经过去多年的往事,胡先骕仍然是这样说:“胡适诸人欺侮林琴南等老先生不懂英文,我却引经据典,以西文的矛来陷胡适的西文的盾。在当时我是自鸣得意的。”胡先骕在美国读书范围极广,曾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其造诣胜过林纾——尽管林是以翻译外国小说而著称;即使是胡适,可能也有其不及之处。胡先骕家庭藏书中,有一书柜的英语文学书籍,都是在美留学时所购,或可印证他所言不虚。

当时胡先骕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文学改良论》,刊于《南高校刊》,后又刊于《东方杂志》。作者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胡适的改良之说提出批评: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对社会有负面影响。他结合自己对西方文学的了解,阐明了他的文学改良观:“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

另一篇是《评〈尝试集〉》,胡先骕花了二十天的时间才写出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章。他以中外文学的史实和理论,批驳了胡适新诗和文学革命理论的不当,最后得出《尝试集》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将扰乱思想的结论。

《学衡》的创刊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现实的起因,则是由于胡先骕与胡适的论战。吴宓说《学衡》杂志的发起,一半原因是胡先骕《评〈尝试集〉》写好后,投遍南北各大报纸和文学杂志,竟没有一家愿意刊登,或者没有一家敢刊登。这样,才促成了《学衡》的诞生。

胡先骕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的共识,并非胡适首创,其实在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提到。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胡先骕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故事,被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几乎用滥了;待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诗作出现,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关键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处,用得好则可起到暗喻、含蓄、耐人寻味的效果。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不认错,坚持“不用典”的提法。他晚年的私淑弟子唐德刚,就指出他文章的题目用“逼上梁山”就是在用典。

胡适提倡白话文,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许多诗人也曾用过俗宇。胡先骕说,俗字能否入诗,应该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应能增加诗感诗味,而不是什么俗字都可入诗,并且举了很多例证。他说《尝试集》仅仅是白话,而不是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o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nnotative)与暗示(suggest)”。他批评胡适的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被消解了,只保留从外国借来的分行排列。

有人认为,《新青年》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一些人造成压迫,所以《学衡》起来抗争,其中原因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即或如此,《学衡》的文化观念毕竟与时代相左,其表达方式也有缺陷,尤其是胡先骕的文章印证繁复,语言啰嗦,加上卖弄学问,因此“打破垄断的愿望没有实现”。这只不过是保守主义最终遭到批评之后所出现的情形,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学衡》起来抗争,目的在于维护中国文化,并没有个人被压迫的处境,谋求的也不是个人的利益;《新青年》当时也没有那样高的地位,只不过提出新的学说,受影响的只是青年人。至于胡先骕的文章,其实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论胡适的《尝试集》,必须先评论胡适的诗论,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的观点作对比,以论证胡适理论和实践的荒谬。文章环环相扣,只是文言的论述方式现在阅读起来不便罢了。

胡先骕大力出击,胡适却没有回应。胡先骕曾说:“此文出后《新青年》、《新潮》两刊物中迄无人作一文以批评之,仅罗家伦曾作一讥讽口吻之短评而已”,但罗不足以与他抗手。不过,论战双方因为都经过西方自由主义的洗礼,言论不合并没有影响到友谊。后来胡适的声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胡先骕所领导的中国植物学事业也需要胡适支持;胡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也需要胡先骕等科学家来维护,尤其是在中基会、中研院等范围内。这以后他们没有发生公开的争论,胡先骕也曾为胡适主办的同仁刊物《独立评论》写稿。1925年他们在上海合影,胡适题名为“两个反对的朋友”,也可以看出两人的胸襟。所以在1927年胡先骕与吴宓谈《学衡》今后办刊的方向时,胡先骕有“胡适对我颇好”的话。

胡先骕对于《学衡》的历史功绩是比较自负的,1936年南高成立二十周年时,他作《朴学之精神》一文纪念,文中说:“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而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1948年在写《梅庵忆语》时,他认为《学衡》所继承的中国文化传统仍有影响。即使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胡先骕作检讨,对《学衡》的估计,仍然不因时势而有根本转变,还说“我的反对五四运动,一方面是由于我不认识这一伟大的政治运动,一方面是由于我的保卫我们中国的崇高的文化的‘卫道’思想。我虽是一个科学家,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深的研究,所以我十分珍惜这种封建文化,我认为胡适、陈独秀这些人竟敢创造白话文来打倒文言文,我虽不问政治,但对这个毁灭中国民族崇高文化的运动,是不能坐视的。我同梅光迪、吴宓办《学衡》杂志,在东南大学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富于封建文化气息的学派,在今日以革命的眼光来看是毒害了许多青年,对于革命运动是起了巨大的障碍作用的。在这个时期,我对政治是无兴趣,无主张的。”虽然是用政治话语作自我批判,但骨子里仍然依旧,难怪会遭到进一步的批判。

鼓动胡适竞选总统

1948年初在南京,胡先骕还曾鼓动胡适出来组织社会党和竞选总统。此事起于3月30日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之前,蒋介石要王世杰去与胡适商洽,准备请胡适出来竞选总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当天的记载:“王世杰和先生商洽之后,先生对于蒋主席的意思甚可钦佩。先生觉得自己的身体不甚健康,又怕他的性格不能充分和蒋主席的性格协调,颇为犹疑,但允考虑后答复。”

这件事最终以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而当选总统,但此事在胡适的生平中当属一件大事,近来不断被人论述,有人认为胡适对突如其来的总统候选人感到兴奋,不能自已;也有人认为胡适根本就没把这当一回事,仍然心如止水。

当时,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南京召开,胡先骕也南下出席会议,所以与胡适也有接触,在耿云志所编《胡适及其友人》的照片集中,收有一张南京会议期间胡适与胡先骕等友人在一起的合影,胡适题为“皆兄弟也”。他们都是有意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自由主义者,胡先骕还可谓是胡适被列为竞选总统候选人的见证人,他在解放后的一份检讨中说:

我到南京,有一次二陈(立夫、果夫)曾请我与胡适之吃饭,他们的党徒我认识不少,他们要我参加国大的选举,我拒绝了。我那时是希望有一种第三种力量,能获得政权,来澄清政治,我劝胡适之组党,便由于这种思想。在那时似乎有这种可能,因为国内对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满、而又怕共产党革命成功的人都希望有进步思想的人士组织第三种力量,来获得政权,美国人也是如此希望的。胡适之便是美国所寄以希望的一个人物。蒋介石要胡适之做总统,后来不是他的党徒怕万一选出不是胡适之,则结果更坏,蒋介石才自己竞选的。我愿意胡适之当选总统,并不是佩服胡适之,我认为他太保守了,而且我也知道胡适之虽当总统,仍是一个傀儡;但是他是一个名流,他当选总统,可以一新社会耳目,一些进步人士可以获得一部分政权,政治实施总会有些进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胡适与王世杰商洽之后,做出“允考虑后答复”,而终未参加竞选,并不是拒绝蒋介石的邀请,也不是蒋介石出言无信,而是国民党内部对胡适的竞选没有十分把握,才作罢论。

胡适被学界推为现代大师,但胡先骕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在1950年《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一文中评述胡适,认为他的著作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最有名,但“可以议论之处甚多”,而且没有写完,他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小说考证。至于胡适的成就,胡先骕认为“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至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与其新文化运动殊不相称”。

胡先骕作《水杉歌》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胡先骕作《水杉歌》长韵,被誉为亘古未有的科学诗。嘉木惠草,历来是中国诗词吟咏的对象。水杉属落叶乔木,很像宝塔,巍巍壮观。它的发现,是近现代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件盛事,为中国植物学赢得国际声誉,当然值得歌咏。《水杉歌》的序说:“余自戊子与郑君万钧刊布水杉,迄今已十有三载,每欲形之咏歌,以牵涉科学范围颇广,惧敷陈事实,坠入理障,无以彰诗歌咏叹之美。新春多暇,试为长言,典实自琢,尚不刺目,或非人境庐掎摭名物之比耶。”

科学揭示理性,文学标榜情感,当科学昌盛之后,这两者就分道扬镳,于是产生种种弊端,即使有折中两者的努力,要达到较高的境界,也不是容易的事。以前有清末外交家黄遵宪作《人境庐诗草》,大多以他出使在外接触到的西方事物为题材,比如声光电之类都是以前的中国诗里所没有的,这种写法虽然有新意,但是缺乏情感,所以胡先骕认为“人境庐之仅知剽窃新名词”(《致龙榆生书》),而他自己写的《水杉歌》则要胜一筹。

诗的开篇:“记追白垩年一亿,莽莽坤维风景丽。特西斯海亘穷荒,赤道暖流布温煦。陆无山岳但坡陀,沧海横流沮洳多。密林丰薮蔽天日,冥云玄雾迷羲和。兽蹄鸟迹尚无朕,恐龙恶蜥横駊娑。水杉斯时乃特立,凌霄巨木环北极。虬枝铁干逾十围,肯与群株计寻尺……”作者极尽描写之能事,呈现出地质年代的景象,是何等壮观,水杉屹立其间,是何等雄伟!这种无我之境,是中国旧体诗的最高意境,如“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李白《望庐山瀑布水》)。历代诗论对于无我之境,都赞赏不已,用来赞誉《水杉歌》也不为过。接着作者描述水杉的习性、地质的变迁以及今日的发现与命名,最后说:“如今科学益昌明,已见泱泱飘汉帜。化石龙骸夸禄丰,水杉并世争长雄。禄丰龙已成陈迹,水杉今日犹葱茏。如斯绩业岂易得,宁辞皓首经为穷。琅函宝笈正问世,东风伫看压西风。”

曾与水杉一同生存的生物,现在都已灭绝了,只有水杉依旧葱葱。这样的科学发现不是轻易能够获得的,而是皓首穷经、刻苦钻研的结果。胡先骕对水杉的发现很自负,对中国植物分类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感到欣慰,当时《中国植物志》正在陆续出版。中国植物学是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经过胡先骕这一代的努力才使该学科得以独立,即使在西方人面前也不用自卑,所以有了“东风伫看压西风”的自信与自豪。

《水杉歌》科学内涵如此丰富,文学意境如此高远,只有从事科学研究,又具有文学才华的人方能吟唱得出,纯粹的诗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因为诗人没有长期关注研究材料,其心志难以深入其髓。胡先骕一生致力于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对古植物学、植物地理学也曾尽力。科学家对于化石研究会达到怎样一个境界?近年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所从事的“澄江生物群”的研究,取得了优异成果,该项目主持人陈均远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在做研究工作时,一旦认识到它的价值时,会激发你的工作热情,这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对科研执著的原因更多来自于跟这些化石的交流,与这些远古生命近距离的交流,会得到常人所不能得到的乐趣,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能与它们顺利交流,这需要智慧、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一旦当你拥有一双解读化石的眼睛时,你会觉得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文汇报》2004年6月20日)以此推知胡先骕研究心态或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研究的化石植物发现有生存种,大大出乎意料,这种惊喜谁人能说?

《水杉歌》写得这么好,它的发表却费了不少的周折。1961年春胡先骕写好《水杉歌》之后,投稿到某诗刊,没被采用。之所以被拒绝,源于他此前的政治主张不能被宽容。其实自1949年之后,胡先骕的文章除科学论文可以发表之外,其余文字都难以刊出。《水杉歌》遭退稿被胡先骕的老友秉志得知,就建议胡先骕将诗稿寄给陈毅。当时恰逢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有所松动,陈毅收到《水杉歌》后不仅大为赞赏,还写了读后感,推荐到《人民日报》,终于在1962年2月17日一起发表出来。陈毅对胡先骕很尊崇,他说,“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诗末结以‘东风伫看压西风’,正足以大张吾军。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其余事,值得讽诵。”

诗被《人民日报》刊用后,陈毅还特邀胡先骕晤谈。得到这种礼遇,再加上诗中“东风伫看压西风”之句,与当时西风东风的政治比喻相同,某些部门以为胡先骕的思想有所进步,使得他的政治待遇有所改善,不仅被纳入统战的对象,还邀请他列席过全国政协会议,但这是仅有的一次。因为胡先骕真率成性,好发批评意见。临行前家人再三嘱咐他不要随便发言,但他在会上仍是放言无忌,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被邀请了。

胡先骕的《水杉歌》由他自己译成英文,1966年刊登于香港出版的《东方地平线》杂志,他对这一呕心之作十分珍爱,曾多次书写赠给朋友。

胡先骕——不该被遗忘的中国生物学界老祖宗

低下高傲的头颅

中科院从1952年初开展思想改造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要作检讨,院属各研究所所长如夏鼐、郑振铎、罗常培、钱崇澍、陆学善等皆诚恳检讨,获得通过;就连副院长竺可桢也不例外,2004年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就收有他的检讨文章。与旧政府有染的科学家,即所谓有“历史问题”者,更是重点改造的对象。

1952年8月13日,胡先骕在植物分类所召开的批判会上,作了万余言的书面检讨,主要是以新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检讨自己的历史。笔者在前面已有引用,或可略识大概,这里录下检讨书的最后部分:

由于我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使我有极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宗派主义;因为我自小聪明,后来做事又是一帆风顺,所以我是自高自大的,因为过分的自高自大,所以我虽承认蒋介石为正统,我虽然歌颂他,称他为天人,然而我还敢当面批评他,反驳他,违反他的命令。我也不屑为陈立夫或熊式辉的私人。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清高的,而是由于我有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我的各项的成就使我有“赢得生前身后名”之感。因为我有特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便看不见群众,一切唯我独尊,这就是我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我所有的宗派主义不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而是广大的宗派主义,凡投到我的门下的,我便一律收留,不肯投到我的门下或想另立宗派与我对立的,我便不肯帮助,而有意无意的打击他,因此便不能团结所有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工作者,来搞好中国植物分类的工作,而且散布了不团结的毒素。

因为我自高自大,我崇美的思想是很少的。我瞧不起美国的拜金主义瞧不起美国的庸俗文化与腐烂生活,痛恨他们的种族歧视;然而因为我是在美国受教育,确有亲美的思想,我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余年,其经费出于美国退还庚款所办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以我办的事业是替美国的文化侵略政策服务的。

我的封建思想有五十多年的根深蒂固的基础,我的个人英雄主义如此特殊,我的改良主义与亲美思想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要在短期内将这些腐朽思想完全去尽,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因为我对于过去并无留恋,我自来既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与为人民服务的热心,现在既已建立了正确的为谁服务的观念,我虽年老不能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在业务上配合政府的号召,为生产文化建设而服务,我愿努力不断的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不断的培养新我,以与旧我斗争,克服我的消极思想,一心一意尽可能的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

胡先骕的头开始低下来了。但与人民的立场还有距离,还不能获得通过。当时有一份《坚决站稳人民立场,彻底肃清反动思想——记对胡先骕先生提意见大会》的报道,这样评述胡先骕的检讨:“胡先骕先生的检讨是极不认真的,避重就轻,夸耀自己,企图用‘单纯技术观点’、‘改良主义’的招牌掩盖他的亲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因此在十四日下午对胡先生提意见大会上,群众诚恳认真揭发他的反动思想,展开严正的批评。在大家热情的帮助下,胡先生频频摇头,态度高傲,毫无接受的诚意。通过提意见大会,大家更进一步认识胡先生恶劣的检讨态度和严重的反动思想。”

这样的态度,只能遭受进一步的批判。在会上发言最为积极的主要是过去静生所的一些旧人,他们过去或多或少得到胡先骕的关顾,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如此。这时却出于各种原因,大多站在他的对立面。

最后,出席会议的人员一致决议胡先骕应再作检讨,彻底暴露反动的思想与行为、改造自己,站到人民立场上来。为了开好批判会,会议的组织者,先召开预备会,分配发言名单,以植物所高级人员为主,遗传所、地球所、数学所、昆虫所也准备发言。8月18日胡先骕作第二次检讨,会后又有《坚决和反动思想斗争,彻底划清界线》的会议报道:“胡先骕先生的第二次检讨仍然避重就轻,又企图用‘中间路线’的招牌掩饰他的反动思想,对于胡先生这种蒙混的不老实的检讨态度,同志们感到异常不满。在第二次提意见大会上,大家更严正的指出胡先生一贯的极不端正的学习态度,更深入的揭发他亲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言论和行动。……胡先生震动了。态度开始老实一点,大家觉得他耐心与积极的和他的反动思想进行斗争,争取他的思想改造。发言的同志达三十余人。”

发言的主要还是胡先骕的一些老熟人,胡先骕听到这些过去对自己十分谦恭的人,现在却讲出许多尖锐的话,他的心情如何今天我们已无法知晓。在这份记述中,只讲到胡先骕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曾自己去倒了一杯开水,并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从这个举动我们也许可以感觉到他的悲愤之情。但是,这样的举动只能加重他的“罪孽”,因此又有了9月4日的第三次检讨。胡先骕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检讨内容与第一次基本相同,只不过用词更加卑微,认罪更加彻底而已,面对这种从未经历的场面,胡先骕知道只有这样顺从才能得到通过。《竺可桢日记》记载:“午后本院院学委召集大型检讨会,胡步曾作第三次检讨,到八十多人,雨农主席。步曾检讨计一小时,比上二次均有进步……”

当中科院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正酣之际,李富春代表中央指示科学院不要搞思想改造运动了,于是突然终止。(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也许正是这项指示,使得胡先骕的检讨没有继续下去。在批判胡先骕的发言中,“蒋匪”一词经常出现,而胡先骕却没有使用,于是有人指责胡先骕与蒋介石仍然没有划清界线,不愿骂一声“蒋匪”。思想改造运动过后,胡先骕在私下里说:“我不能骂蒋介石,骂了蒋介石,就等于变节。”这些话被人反映到领导那里,记录在胡先骕的人事档案中。

落选学部委员,不是他个人的耻辱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选举产生了相当于院士地位的学部委员。说起院士,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选举产生过中国学术史最早的院士,人数不满一百,而郭沫若、尹达等公认的政治思想进步的科学家能名列其中。这批院士中有58人留在大陆,1955年产生学部委员时有12人没有入选,胡先骕就是其中之一。其实,在中科院上报的名单中尚有胡先骕的名字,只是在最后的审核批准时被除名了。当时入选学部委员有三个标准:(1)学术成就;(2)对科学事业的推动作用;(3)忠于人民事业。以此标准衡量胡先骕,显然是政治标准不符合,因而被排斥在外。

也有人谈到,胡先骕性格直率,锋芒毕露,得罪了不少人,一些同行和学生嫉妒他的成就,有些亲友则害怕受到他的牵连,所以在关键的时候,给他投了反对票。

票数不够,只要需要,总有办法可想,如此这般的民主造势的成功事例并非罕见,但遇到胡先骕这样的刺儿头,票数不够就是有人为他说话,也难免不另当别论不了。

1957年学部委员增选,胡先骕又被列为候选人,但再次落选。2002年春,笔者赴北京出席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会议,拜见久有通信之谊的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樊洪业先生,有幸得到他的面谕。樊先生正在整理《竺可桢日记》,他说在竺可桢的原稿中,有关于胡先骕在1957年增选学部委员时落选的重要材料,在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竺可桢日记》里都被删节了。并且嘱笔者对日记中所记之事,予以查实,或可作一文,还胡先骕以清白。不久后接樊先生寄来《日记》的复印件。其中谈到:三月二十六日学部委员增补名额中减五人。关于胡先骕的意见有“为平日言语不慎,工作质量不高,且所著《高等植物分类》一书,多译自英文,未指出原作者姓名,有掠美之嫌”。

这里所说三条,“平日言语不慎”显然不构成评不上学部委员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工作质量不高”,笼统含混,无从揣测:什么叫高?什么叫不高?胡先骕的著作和他办学校办研究所办植物园,组织领导教育和科研工作取得大量有目共睹的成果,算高还是不高?一句“工作质量不高”为各种见不得阳光的说法打掩护的空间太大了。这两条“理由”如果置而不论,第三条“理由”即《高等植物分类学简编》,也就是引发李森科事件的那本《植物分类学简编》是否有抄袭之嫌,则是不能不辩的。

植物科学自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引进中国,一开始就面临本土化的问题。植物学与农林、中草药、园艺紧密相关,在中国讲授植物学,必须用中国的语言,讲解中国的植物,方能对生产有指导和促进作用,才能达到学以致用、科学救国的目的。前面所述1922年胡先骕在东南大学执教时,与邹秉文、钱崇澍合著了中文第一本大学生物系教科书《高等植物学》,在这方面就作了尝试,并取得很好的效果。1934年卢开运著《高等植物分类学》,由中华书局出版,因为胡先骕名气大,请他校订,胡先骕也乐于作序推荐。胡先骕在1949年前,虽然执掌静生所,但长期在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任教,对于教学有着丰富的经验,编写教材自然是得心应手。1951年曾刊布一部《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在自序中,作者回顾了他教学的历和,并且提到“初写此书时,完全用英国名植物学家赫经生(J. Hutchinson)之分类系统……(今)对于若干科之分合,亦有新建置,因此将全书又重加以整理”。但胡先骕还是认为该书的缺点在于材料过多。当他接到学生方文培和戴藩瑨来信,请求再编著一部简明的教科书时,就依美国学者施文古(Deane B. Swingle)所著《植物分类学》(A Textbook of Systematic Botany)为蓝本,编写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这两部书仅仅部分章节的体例一样,而内容大多是胡先骕对中国植物研究的结果,何况原著所讲并不是中国的植物;至于文字,也完全是胡先骕的独特白话文,文笔简洁,叙述明了,引人入胜,没有浓厚的国学功底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再说,书中有些章节完全是胡先骕加写,如中国植物学历史,各家分类系统和研究中国植物分类的文献等。胡先骕署名为“编”,符合实际。然而反对者抓住胡先骕在书的初版中没有提到蓝本这一点,便大肆攻击,其实是借题发挥,别有原因。当李森科事件平息之后,胡先骕又对该书重新修订,于1958年改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者自序中写明“仿施文古教授所著植物分类学”一语,不给人以口实,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攻击了。但是,这类攻击,在当时已然取得了一些人预期的效果:1957年学部委员增选,胡先骕再次落选了。

无论何种原因,胡先骕落选学部委员,对于他本人而言,并不很重要,至今没有看到他对此有任何言论,也许他并未放在心上。即便是他的许多学生都荣列其间,也是如此。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曾自负地说自己已获得了生前身后的名,也许学部委员的名誉不足以增加他的荣耀。五十年代初期,他还说过“瞧不起”某某党派,“故不肯加入任何党派”的话。试想传出去要得罪多少有关的人。从竺可桢当时的一条意见,可知其一,他说:“学部既有233专家,应当为最高权力机关,为何组织章程草案第十条,院务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许多是行政人员,而院务常委会中行政人员成分更大。”在这样一种体制结构下,怎么能要求学部委员的人选乃至其他一些事情都能尽如人意呢!

但是,像胡先骕这样的先驱性奠基性人物被拒于庄严的学部委员之外,终究是一桩憾事。今人谢泳先生对此有这样犀利的评判:“对1955年学部委员的选举来说,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

毛泽东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199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陆定一传》,其中有1956年4月27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当时陆定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会议主题是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陆定一的发言中提到胡先骕,毛泽东插了不少话:

从前胡先骕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辩护一下,那是很难辩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因为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是错误的)。那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泽东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泽东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这段谈话是在学部委员第一次评选和李森科事件之后的第二年,很可能是把两件事混为一谈,或者一开始所谈并不涉及学部委员事。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重要的是要查看到“胡先骕那个文件”才能断定实情。假如这条论据确凿,我们便可断定胡先骕在1957年的学部委员增选时,是可以入选的。其理由有三:

第一,胡先骕之所以未因反对李森科而引发轩然大波,是因为李森科不久就失去了政治地位,在苏联被彻底否定,在中国则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5月在陆定一的建议下,中宣部科学处决定会同中科院和高教部于8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7月1日竺可桢到胡先骕住处,代表有关方面向他道歉,说“去年十月间批评有过火处,所以学部于8月10日至25日将在青岛讨论,盼他能参加”。胡先骕后来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发言达十一次之多。这可说是对胡先骕名誉的恢复。

第二,毛泽东对他的长辈学者素来敬重,如朱师辙、冒鹤亭、朱启钤、章士钊等在1949年后都受到礼遇。胡先骕在《学衡》与《新青年》进行的文白之争,以毛泽东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热情,应当知道胡先骕的名字,只是不了解详情,说胡先骕“年纪七八十了”,其实那年胡先骕才六十二岁,比毛泽东还小一岁。对胡先骕不是学部委员,毛泽东认为“恐怕还是要给”。——“还是要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知道了不给者的声音,经过考虑、权衡之后认为“还是要给”,前面虽然加了“恐怕”二字,毛泽东的肯定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胡先骕因批评李森科而受到批判,他本人对此事并不是逆来顺受,当中科院让他作检讨,他拒绝了,只是写了一篇学习米丘林的文章,讲了他对物种的见解。其实在胡先骕内心,对此有强烈不满。在1957年的一份向党组织“交心”的材料中写道:“我对于米丘林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于我的攻击不满意,尤其是在一九五四年《科学通报》刊布了苏联植物学会对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总结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