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值得纪念的胡先骕

今天我们提起胡先骕这个名字,知道的人恐怕不多,说到了解更是寥寥无几。然而这位我们已经淡忘的学者,却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毛泽东曾评价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两度留学美国,获加州伯克利大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北大、北师大、清华等高校。1940年10月至1944年4月担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以后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遭批判,1968年去世,终年74岁。

  胡先骕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植物分类学之父”。他是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和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共发现1个新科、6个新属和百数十个新种。1948年与郑万钧联合发布“活化石”水杉新种,轰动世界。1950年,发表了《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的专论,后受到了国际学界的重视。

立志实业求强国

  胡先骕从小就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他曾在致胡适的书札中阐述了自己选择植物学的原因:“别无旋乾转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

  1916年夏,胡先骕自美学成回国,对自己所学踌躇满志。1918年秋,得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的聘请,任该校农业专修科教授。

  胡先骕建立了第一个生物系。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升为东南大学后,生物系在胡先骕的谋划下组建而成,胡被聘为主任。由于有国内当时最好的生物学教授,有最新的科学资讯,有提倡科学的最佳环境,南高、东大先后培养了大量的生物学人才,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生物学界的栋梁。

  他也创办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在当时的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的支持下,秉志、胡先骕计划在中国科学社创立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于1922年8月18日,在中国科学社南京址举行开幕典礼,“名贤毕集,一时称盛”。开幕式上科学社社员、著名学者梁启超作了题为《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的报告。

大量采集标本。1920年夏,胡先骕率队赴浙江采集,历时三月有余,途经十多个县。他在此次采集之后说:“此役历时三月,历水陆程三千余里,步行所经约一千六百余里,浙省东西名山,十探八九,而植物之探访,成绩大有可观”。

  自然科学许多研究要在实验室中完成,一些人回国后囿于条件未能有更大发挥,而哈佛博士胡先骕从事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却不受此掣肘,因而能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奠立植物学中国化的不世伟业。

中西合璧的文学观

  身为植物学泰斗的胡先骕同时亦为国学大师。他的《水杉诗》大气磅礴,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科普文艺作品,陈毅给予极高评价。钱钟书以“后学”身份为他编订《忏庵诗稿》,并在跋语中称赞他“挽弓力大,琢玉功深”,钱仲联对他的诗作也有高度赞扬。

  这位植物学界的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衡派的主将之一。据统计,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学衡》杂志上发文较多的学者有:柳诒徵:49篇、吴宓:35篇、缪凤林:22篇、王国维:20篇、胡先骕:15篇、汤用彤:7篇、刘伯明:6篇、梅光迪:5篇。作为学衡核心人物之一,胡先骕是当时的有名的人文学者、文学家。

  宿儒林纾对陈独秀、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大为不满,出手作文相争,结果败下阵来。林纾是胡先骕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老师受辱,学生当然不能旁观,于是有了胡先骕与胡适的笔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谈到这桩已经过去多年的往事,胡先骕仍然是这样说:“胡适诸人欺侮林琴南等老先生不懂英文,我却引经据典,以西文的矛来陷胡适的西文的盾。在当时我是自鸣得意的。”胡先骕在美国读书范围极广,曾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其造诣胜过林纾——尽管林是以翻译外国小说而著称;即使是胡适,可能也有其不及之处。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先骕写《中国文学改良论》,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胡适的改良之说提出批评: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对社会有负面影响。他结合自己对西方文学的了解,阐明了他的文学改良观:“欲创造新文学,必浸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二胡”之争成为20世纪文化史上一场重要论战。

孤标合寡的人格风范

  胡先骕是一个率真可爱的人。担任中正大学校长时,他对学生说:“我是国际国内都有名的科学家,我的名字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诸生今天能够听到我的讲演,这是你们莫大的荣幸!”多一分率真,就少一分世故和势利,有一次胡先骕听了文法学院院长马博厂的学术报告,毫不留情地说:“想不到马院长不学无术,一至于此!”

  胡先骕主持中正大学(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五版)的三年半,不许国民党党团分子到大学内活动。他不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只要把学业搞好即可。一次有50多名学生患疟疾,半数不治,他在公祭时失声恸哭。又一次,有两名学生遭遇日军,壮烈牺牲,他扶棺大哭。这样的校长自然得到学生的拥戴。1943年春天,胡先骕不在校期间,学生与江西党报《民国日报》的记者发生纠纷,记者在报上刊出文章,贬损中正大学,引起学生愤怒,砸了报馆。蒋介石下手谕要求严惩肇事学生。胡先骕了解了事情起因,未开除学生,只是对学生记大过处分。

  1942年夏天,日军进犯江西东部,中正大学曾在赣州设立分校,招收一年级学生。蒋经国想要中正大学整个迁往赣州,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胡先骕竟以迁校困难为由淡淡地拒绝。

  此后,蒋经国去重庆时向蒋介石进言,说中正大学办得很糟糕,结果导致胡先骕于1944年春天被迫辞职。他自述是老蒋下手谕逼他辞职,全体教授打电报挽留无效。竺可桢日记中也说,胡不是辞职,实为免职,“由于蒋经国至都后报告中正大学办得很坏”,蒋介石遂写信给熊式辉,熊当然只有向教育部提出换人了。这件事即使蒋所信赖、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也不满,陈为了此事曾说过:“伺候一个人已经够了,难道还要伺候人家的儿子吗?”

  他在做中正大学校长时,曾经一度对蒋介石有好感,能对蒋直言相告,对国民党的腐败提出批评,蒋对他也很尊重,然而终究渐行渐远。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正如智效民先生在《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一书所说:“在洋务运动中去欧美留学的那些人对专制统治者具有依附性,在戊戌变法以后去日本的那些留学生又具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相比之下,以庚款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他们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和热爱,才在人格上拥有独立性,在学术具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因此他们是100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可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群体很快被人遗忘。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竟成了绝唱。这就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近,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遗产却离我们很远。”

  如上所言,胡先骕正是民国成立以后怀抱济世救民理想的知识青年,一方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留学美国,对自由、科学、民主的有深刻的理解。正是如此,他们的思想既符合中国的传统又融合了西方进步的民主科学思潮。这种汇通中西的思想,无疑对于新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惜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政治的原因,胡先骕的政治选择与学术理想及其人格风范都在历史的风尘里渐行渐远。以至今日,我们提起这位前辈大家竟不知有其人。

  毋庸置言,胡先骕以自己对科学的不倦追求贡献和孤标合寡的人格风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1949年以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批判,为坚持真理,反对李森科伪科学而作的著作横遭禁毁,他于1968年含愤去世。为学术而学术,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胡先骕的学术品格堪当后学楷模。

  当然,胡先骕的地位不会因我们的遗忘而褪色,历史自有定论。正如胡先骕所说:“我是国际国内都有名的科学家,我的名字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

  斯人已去,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